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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当前红色文化在发挥资政育人核心功能的同时，也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的时代责任。融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呈现出繁荣发展形态趋势，红色文化传播内容更丰富，传播主体更多元，传播形式更多样化，但总的来看，红色文化传播仍面临传播内容碎片化，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等问题。因此要从坚守红色文化传播立场，整合红色文化传播资源，优化红色文化传播生态等方面做探索，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能。
红色文化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在凝聚政治共识、提升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1]。新时代，传承发展和弘扬红色文化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以AI、虚拟交互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逐渐在红色文化传播领域崭露头角，形成了新旧媒体交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补的传播格局。本文结合红色文化传播的丰富内涵与多种媒介传播特点，对当前红色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传播现在的状况进行梳理，分析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对策。
红色文化内容丰富，既有实物层面的遗址遗迹，也有艺术形式多样的“中国故事”，更有从杰出人物、革命事件、抗击重大风险挑战过程中凝练出的红色精神等，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为红色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红色文化的实物形态突出表现为包括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革命文物等在内的红色遗址遗迹。革命旧址是红色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以最直观的形式向后人展示革命历史的风貌；革命纪念馆是褒扬纪念英烈、宣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以纪念设施、展陈、文物为媒介将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基因广泛传播出去；革命文物是红色文化思想价值的重要物质载体，凝聚着中国的光荣历史。
红色遗址作为重要史实的发生地，其形象性与真实性使得红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原生态”特点，即通过革命旧居的原状陈列或活动轨迹发挥红色文化的认识、教育作用。当前，许多遗址遗迹因为年久失修、自然破坏等问题造成残损程度较大，甚至面临永久消失的风险。融媒体时代，革命纪念馆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集中性展示，又关注当代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传承，使得红色遗址旧貌换新颜，让带有“红色基因”的土地“活起来”。同时，数字仿真模拟技术的发展能够有效帮助破损的革命旧址精准建模、虚拟修复，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再现革命旧址风貌，从而发挥革命旧址的“原生态”传播功能。
红色文化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它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展现，包括报刊、戏剧、音乐、电影在内的红色作品是传承红色精神的重要载体。
中国从建党之初就很看重开展文艺工作，党的早期创始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建党百年来，中国根据现实诉求不断创作出紧跟时代的文学作品。例如，宣传抗战内容的经典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在抗日战争期间演了8年，演遍了大江南北，鼓舞了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战时期的经典宣传作品。进入新时期，众多红色文学作品经改编后被搬上荧屏，以红色文化为背景的电影引发了新一轮的创作热潮与热播效应，《1921》《我和我的祖国》《八佰》等电影在口碑、票房上的巨大成功彰显了红色文化良好的传承效果和强劲的生命力。《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拥有坚强意志和高超智慧的红军电台指挥员李侠（原型为我党最早的无线电工作者李白），《长津湖》中有情有义、英勇从容的志愿军战士伍千里（原型为长津湖战役“尖刀连”连长李昌言）……红色经典作品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故事和熠熠生辉的员形象。
红色精神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特别是2021年提出的由建党精神引领的中国人的精神谱系，进一步明确了红色精神传播的主要内容。
关于红色精神传播内容的研究，可以从三大类型出发进行总结：一是以杰出人物命名的红色精神，包括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优秀企业家精神等；二是以重大事件命名的红色精神，包括红旗渠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特区精神等；三是以抗击各种风险挑战命名的革命精神，包括抗战精神、抗洪精神等。[2]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科学技术的相对优势，通过隐晦的文化入侵竭力宣传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等，企图通过渗透全盘西化的生活方式，扭曲中国青年一代的精神信仰。随着传播媒介的一直更新，尤其是微博、微信、推特等社会化媒体的广泛使用，国外意识形态入侵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威胁愈演愈烈。红色精神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识与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其强烈的政治性、人民性、先进性，对帮助时代新人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强化、巩固中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3]。
近年来，逐年升温的“红色文化热”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各界参与红色文化传播的积极性，为红色文化传播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2020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快速推进媒体深层次地融合发展的意见》，要求“把更多优秀品质的内容、先进的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4]。基于此重大政策机遇、技术条件支持的大背景，红色文化传播在融媒体时代呈现出全新特点。
近年来红色文化内容再整理、红色文化内容具象化等趋势明显，文艺工作者在书写中国红色故事时，积极找寻反映时代特色的鲜活素材，将严肃的政治话语转化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故事话语，使得人们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与感受越来越深刻、立体。
一是红色文化传播内容再整理。一方面对历史上形成的、发挥激励鼓舞作用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中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斗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中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创新精神，进行再整理。通过再整理，激发新时代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激励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勇于担当、奋发向前。另一方面，紧跟时代步伐，敏锐捕捉当代社会涌现出的新精神风貌，对时代精神进行及时提炼，如上下同心的脱贫攻坚精神、精益卓越的工匠精神、举国同心的抗疫精神等，通过展现人民群众在面对挑战与机遇时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勇于创新、团结协作的精神情况，有效促进社会各界对共同目标的认同与追求。
二是红色文化传播内容具象化。一方面，近些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叫好又叫座的红色文化影视作品，这些作品以陌生化、类型性、国际化、年轻态的创新性表达，描绘出革命历史人物的真实世界，赢得了受众的认可。如《觉醒年代》将目光聚焦在历史中的伟人，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形象，不仅在国内收获了一致好评，也在国际社会上非常关注。[5]另一方面，更多学者以“贴近受众生活，引起受众兴趣，激发受众共鸣”为出发点，通过“旧题新作”，充分而有效地发挥红色故事的真实、真诚的力量，实现中国革命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例如在学术界，杨东、牛泽林等聚焦如何接收共产国际援助议题，详细论述了共产国际援助所使用的币种以及1937年为接受共产国际的80万美钞援助所做的准备工作，从激发受众好奇心的方面出发，揭示中国一路成长奋斗的历史。[6]
在融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形式由单向传播扩展到多维互动传播，文旅融合与技术赋能是当前红色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两大重要途径。
一是文旅融合，增强线验。当前红色文旅成为热点，旅游业充分的利用新媒介加强红色文化传播，通过大量的革命文物及图文并茂的生动说明，向游客展示了真正的中国红色文化，尤其注意通过对革命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进行红色文化旅游的设计与打造，使得红色文化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例如，贵州省作为红军长征时期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之一，建立起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沉浸式数字科技体验馆“红飘带”（见图1），以融合虚拟技术、真人演绎和数字科技的沉浸式体验为亮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成为当下国内颇具代表性和话题度的红色文旅新地标。游客置身红色旅途中，利用社会化媒体打卡拍照，再通过拍摄发布短视频进行个性化推荐，吸引到更多游客前来体验，促进了红色文化的继承、传播与交流。
图1 2023年10月22日，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浸式数字体验馆“红飘带”试运营
二是技术赋能，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共通。AR、VR等技术的运用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深层次地融合，红色文化公共空间从原先的单一线下向“线上+线下”转变，从“现实”向“虚拟”转换，打破了原有传播模式中时间与空间局限，实现了实时的文化传播。一方面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使其得到无限存储、海量传送、无限复制，大大拓展了红色文化传播的范围和途径[7]。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推动了红色文化实现全空间传播，以图像、视频、数字技术实现具象化，利用全息媒体带给受众身临其境般的感官体验。在这个空间里，大众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亲身体验那些惊心动魄的革命瞬间，感受红色文化所蕴含的深厚情感和崇高精神，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方式，无疑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吕梁英雄传》由传统的文字叙事发展到电子书，再到如今的“沉浸式”舞剧表演（见图2），虚拟场景与现实舞台相结合，其效果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随着数字平台等新兴媒介的崛起，红色文化传播主体逐渐走向多元。媒体融合所具有的交互性优势，消弭了以往官方媒体和大众群体的角限，推动红色文化由独立传播拓展到共享传播。
一是官方媒体发挥引领作用。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积极整合旗下媒体，将央视文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新媒体平台等进行深度整合，形成统一的红色文化传播矩阵：在央视文艺客户端推出红色文化主题直播活动，邀请专家学者、革命后代进行访谈；在云听客户端上线红色文化有声读物，供听众随时随地收听。通过各平台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内容的共享与互补，提高传播效率，更大程度地增强媒体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阅读之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聚焦于员遗留下的珍贵家书，邀请逾百位知名演播艺术家，以声情并茂的演绎，结合音频、视频、互动海报等多元化媒介手段，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精髓，生动再现人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弘扬家国大义与革命精神。[8]
二是自媒体积极做出响应号召。相对于官方媒体，自媒体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方式上具有平民化、普泛化、交互性等特点，无论是在彼此间的沟通还是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互通上，都更便利、顺畅，且能够迅速捕捉并传播热点事件和话题，促使红色文化的传播逐渐摆脱时空限制，满足受众对即时信息的需求。慢慢的变多的自媒体博主利用海外社会化媒体平台跨越国界讲述红色故事，也有身处中国的外国友人在全球化交友平台中发布对中国客观、真实的看法，如来自伊拉克的抖音博主“老王在中国”，通过发布日常生活展示当前中国和平友好的大国形象，增进国外受众对中国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此外，当前不少学校都鼓励学生以“红色达人”和红色理论宣讲员的身份，通过“寻访红色基因+宣讲红色故事”的方式，拍摄、制作红色文化主题微视频，以激励更多个体加入传播红色文化的行列。
融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内容更丰富，传播形式更多样，传播主体更多元。但在当下现实中，红色文化传播也面临着传播内容相对碎片化、传播动机过度商业化、传播环境愈发复杂化等问题，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削弱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
互联网各平台传播内容的局限性，使得历史事件无法被完整呈现，严肃的政治角色被消解，公众在接收这一些信息时，难以形成全面、客观的认知框架，容易受到片面信息或误导性观点的影响。
一是碎片化叙事破坏红色文化整体性。在融媒体环境下，为了迎合受众碎片化阅读的喜好，红色文化内容常以短视频形式传播。人们对红色文化内涵的认识呈现出零散、片面等特点，直接破坏了红色文化的整体性，从而阻碍人们形成完整准确的历史认知。例如，抖音等平台上的红色文化短视频，虽然能够迅速吸引受众注意力，但往往因为时长限制只能展现片段化内容，无法全面深入地讲述红色故事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深远意义，容易使受众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形成系统、全面的认识。二是主观性评价歪曲红色文化真实性。网络中某些博主打着“考究细节”的旗号，通过一些个人传记、日记及回忆录等零碎的、具有主观性的材料，试图歪解历史，以主观性叙事方式遮蔽历史的真实性，例如，“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董存瑞炸碉堡系虚构”等谬论，歪曲事实，把经过艰苦斗争才取得的革命胜利演绎成“胜利来得如此容易”，颠覆了人们的正常认知和判断，损害了红色文化的严肃内涵及其教育功能，对青年的历史认同造成极大的冲击。
融媒体传播让原本严肃的红色文化贴近了人们的生活，但过度的商业化和消费性影响了红色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的传承，削弱了其积极的引导力与影响力，从而损耗了应有的社会价值。
一是市场化营销导致红色文化的宣传庸俗化。在资本逐利性驱使下，部分红色文化相关的资源要素经济色彩浓厚。一方面，一些红色作品被资本裹挟，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为迎合商业宣传，内容创作低俗庸俗媚俗，粗制滥造、随意嫁接，导致红色经典“变味变质”。例如，一些抗日题材、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当中，八路军战士被描绘成住别墅、抽雪茄的形象，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另一方面，部分红色旅游相关产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存在过度争夺红色资源的不良现象，功利主义和商业化色彩过浓，只注重输出，背离了红色文化传播的初衷。
二是娱乐化宣传消弭革命历史的严肃性。网络技术的快速的提升，为红色文化传播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泛娱乐化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一些传播主体，为了追逐市场流量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不惜以红色文化为噱头，进行过度娱乐化的包装和宣传，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歪曲了红色文化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在网络上，一些视频、图片和文字对红色经典进行恶搞，将其改编成搞笑、荒诞的内容。例如，将《黄河大合唱》等红色歌曲或《白毛女》等红色经典剧目进行恶搞，以低俗、戏谑的方式呈现。这种过度娱乐化的解决方法，不仅无法准确传达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历史价值，反而可能误导公众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削弱其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重要作用。
媒体融合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速度不断的提高，传播内容不断丰富，而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本对红色文化的渗透和参与，也导致了传播信息鱼龙混杂，传播源头难以监管，传播环境愈发复杂。
一是红色文化传播信息难以辨别。一方面缘于信息源自的多样性。在融媒体环境下内容生产者不再仅仅是专业的媒体机构和从业人员，还包括了大量的个人创作者，这些多元化的内容生产者带来了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表达方式，增加了内容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发布信息主体的隐匿性使得一些人敢于发布不实信息或进行误导性宣传。部分网络博主受到西方意识形态鼓动，为吸引眼球，增加点击量，打着“解密真相”等旗号，故意发布歪曲历史的虚假信息。
二是红色文化传播源头难以监管。一方面，融媒体具有更高的传播速度与更低的延时性，使得海量的文化资源得以实现超越时空限制的传递，如5G技术的发展，推动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频率更高、容量更大。[9]一条信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扩散到全球各地，这种迅速传播的特性使得监管部门在发现和处理违规内容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难以在第一时间对传播源头进行相对有效监管。另一方面，不同平台之间的信息能轻松实现跨平台共享和互动。用户在一个平台上看到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内容后，通过分享按钮将其转发到其他平台上，这种跨平台共享和互动的方式形成了跨平台、跨领域的复杂传播网络。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传播的源头变得难以追溯和监管。
媒体融合为红色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动能，依托融媒技术能有效破解当前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通过坚守红色文化传播立场，整合红色文化传播资源，优化红色文化传播环境，来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能。
随着红色文化产业的持续不断的发展，红色旅游、红色影视作品等多个角度逐渐融入商业化元素。在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要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平衡文化传播中的公益性与商业性，确保红色文化政治性和教育性不被商业化冲淡。
一是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严把媒体的政治属性原则，始终把政治导向摆在第一位[10]，确保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从始至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发扬革命精神。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坚持政治立场，增强对于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确保宣传中方向不偏、价值不减，发挥红色文化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正向引领与推动作用，进而统摄、辐射、引领、凝聚多元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强化对自媒体的教育引导，将红色文化教育纳入自媒体从业者培训体系中，培养他们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吸纳红色老区以及学校、社区、企业的人才从事红色文化的自媒体传播工作，通过科学化、系统化、精细化的业务能力培训，提升他们对红色文化数字传播的适应力。[11]
二是平衡公益性与商业性。当前红色文化传播往往受到商业化和利益驱动的影响，传播内容更倾向于迎合市场需求，而不是弘扬红色文化本身。这种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失衡导致了红色文化传播进退维谷。融媒体时代，在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一方面要明确其商业化的边界和范围，避免过度商业化对红色文化造成负面影响，在追求社会效益和公益价值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通过传播红色文化弘扬社会正能量和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要采取资金扶持、税收优惠、项目引导等多方面措施，发展公益性红色文化产业，针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及农村地区等红色文化资源富集但服务设施相对薄弱的地区，要加大投入力度，改善红色文化服务网络。
针对当前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碎片化、历史歪曲化等频发现象，要通过多种方式整合红色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媒介资源，深度挖掘红色文化深刻内涵，建立起完整的红色文化内容体系。
一是整合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策划热门红色话题，建立起包括历史事件、英雄人物、革命精神等在内的系统性红色文化知识体系，确保传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使红色文化叙事更加连续、完整。一方面能够针对重大历史事件或重点陈列品展开专题探讨，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每一件陈列品都是民族的伤疤，清楚地记录着敌人犯下的罪行；长征纪念馆中照明用的马灯、缝有绣球的草鞋、带有枪眼的行军锅……一件件革命文物承载着红军翻越雪山草地的艰难历史，记载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另一方面能围绕人民英雄设立专题栏目，从人民英雄身上汲取红色精神力量。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文化类综艺娱乐节目《朗读者》第三季选取“人民英雄”张定宇、“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等，通过他们的诵读引领观众一同领略红色魅力，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二是整合红色文化传播资源。进入融媒体时代，数字媒介在社会传播中发挥着逐渐重要的作用，但以电视、报刊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主阵地的作用。因此，一方面要构建红色文化传播的融媒体矩阵，发挥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层次地融合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确保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上下联动[12]，构建起全方位融媒体传播的资源共享平台，塑造丰富立体的红色文化传播格局，实现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
加强对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的前期审核与后期监管是保障红色文化传播环境风清气正的重要手段。
一是强化技术支撑，完善审核机制。融媒体平台上内容发布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红色文化视频和相关评论、弹幕等用户自主发布的各种附加内容，一度成为歪曲历史的重灾区。传统的人工审核方式已难以满足高效、精准的需求，使用AI技术进行内容审核是当前内容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内容审核中AI识别能力通过平台的海量数据训练得以增强，通过特征提取、标签预测、细粒度识别，精准识别虚假信息、恶意内容等，可实现对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的严格把关。“人工+AI审核”的方式，一方面能够防止虚假信息、低俗内容等进入传播渠道，另一方面可及时消除恶意抹黑红色文化的作品，为红色文化的创作与传播创造良好环境，强化红色文化传播的引导力。
二是提供制度支持，加强监督管理力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红色文化传播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明确红色文化传播的内容、形式、范围以及法律责任，如江苏、贵州等省份已相继出台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条例，对红色资源保护作了进一步分类完善，为监管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建立红色文化监督管理机制，对红色文化传播的监督管理的机构、监管职责和监管方式来进行界定，明确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制度，明确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主体需承担的日常保养、修缮复原职责，以及在遭遇严重危险状况或发现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时的上报、紧急处置责任。[13]
[1] 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邹绍清,吴霞.中国的百年精神谱系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
[4]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快速推进媒体深层次地融合发展的意见[EB/OL].新华网,2020-09-26.
[5] 郭宇楠,姜晓斌.中国红色影视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探索与创新[J].传媒,2022(15).
[6] 杨东,牛泽林.共产国际援款如何运抵延安——接收80万美钞援助的一个例证分析[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2(02).
[7] 张珊,周琪.AI时代的红色文化精准传播：机遇、模式与策略[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04).
[8] 刘帅.融媒时代党史节目的创新探索——以《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10).
[10] 郭建晖,李方明,邹华生.媒体融合背景下红色基因传承的正向正行[J].传媒,2024(11).
[11] 吴智军.新时代红色文化数字传播的价值、特点与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4(08).
[12] 蔡斐,王啸洋.创新管理: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重点进路[J].中国出版,2023(23).
作者 卫依奕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杨超，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